我们会主动放弃自由吗？重读弗罗姆的《逃避自由》

最近，大家都在讨论手机付费的兴起和连带的社会问题。之前无聊在网上闲逛，看到一名住在中国的外国人抱怨着微信支付；不过，他所抱怨的不是现在一般香港人对资料外泄的担忧，相反，他是抱怨为甚麽德国没有像微信支付的东西（或至少为甚麽不普及）。在另一边厢，一些内地的朋友又向我抱怨，说他们久在外地，自己的手机上根本没有微信支付，他们有时回国跟家人短聚，发现外面的商铺都不收现金了。我们似乎可以看，在不久的将来，使用现金的人就会被社会排除在外。

　　

　　当然，所谓被社会排除在外不只是交易方法上的不便，背後的含意是：你必须把自己的一切交易资料供奉给大数据的收集者。假如这些数据只是被用作商业用途，感觉很像还不是最坏。我们所担心的，是政府透过数据对人的监控。

　　

　　推展下去，便又会谈到我们现在关心的信用评分制。电子支付是整个监控的一体两面——它先是作为监察者，方便政府对人民作出控制；其後它又是控制者，政府为各种监察结果（例如：网路和全面的闭路电视）采用行动（例如：不容许信用评分低的人购买某些物品）。在这个庞大的监控里，人的自由彷佛日渐消逝。

　　

　　伯林：免於xyz的自由 (11/05)

　　

　　但我们从监控中所失去的，竟然是怎麽样的自由？这可能便涉及到以赛亚．伯林（Isaiah Berlin）在〈两种自由概念〉（‘Two Concepts of Liberty’）中，对「自由」的两种区分。先是消极自由（negative liberty）── 免於被限制的自由；另外是积极自由（positive liberty）── 去做一件事的自由。所谓监控，正如之前所说，是由监察与控制组成的，而当一主体意识到自己无时无刻都被监察，他的消极自由也受到了侵害。再看控制，更不用说，自然是对积极自由的冒犯。

　　

　　历史中看逃避自由？

　　

　　其实，弗罗姆（Erich Fromm）早就提出过以上的区分，比伯林大名鼎鼎的〈两种自由概念〉甚至早了十多年。如弗罗姆在《逃避自由》（Escape from Freedom）的第二章说：「在《圣经》中有一段叙述人类被撵出天堂的神话，这段神话很明显地说明了人与自由间的这种基本关系。」所指的是，当人违反了上帝的命令，为偷吃禁果而打破本来在伊甸园中生活安宁无忧，人才从限制中解脱，获得了消极自由，同时也成为了真正具有人格的人。但这种自由的获得同时指向着人的罪。

　　

　　从伊甸园的故事里，人类之所以会选择偷吃禁果，彷佛是因为我们对自由抱有一种渴望。但拥抱自由是我们的本性吗？弗罗姆书写《逃避自由》的时候正值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段，从德国纳粹主义抬头的例子看来，人在特定的处境下竟然会甘愿放弃一些自由，投奔极权。因此，弗罗姆就问了一句：「自由能成为人的负累，使人难以承受，要避而远之？」这一句话也贯穿了「逃避自由」这个主题。

　　

　　这样一道问题，我们以为人类在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，看到纳粹的战争罪行後，就不会需要再问了。可是实情好像不是如此。弗罗姆在书中问：「为甚麽文艺复兴的精神与中世纪的不一样？为甚麽单一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特质结构与十九世纪时不同？ 」他想说的是，人的行为不能以佛洛伊德式的（Freudian）生物学观点完全解释；我们还需要看社会对人心理的影响。不幸的是，由近年英国脱欧﹑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﹑新纳粹主义的兴起……一连串的事件看来，世界的社会结构好像又渐渐走向对强势政府的向往。

　　

　　这种对强势政府的向往，就像骨牌一样推向全球。从中国的角度看来，这彷佛是对自身政府的管治的一种肯定，甚至说，中国人民其实都成了逃避自由的专家。这便又关连到弗罗姆对消极自由的看法。

　　

　　弗罗姆式消极自由的启示？

　　

　　论及弗罗姆对消极自由的看法，要由人类的历史和人的成长讲起。人类之所以是人类，是由他们从自然界的分离开始的，而这种「分离」正正是人类脱离自然界的限制，获得自由的过程——以弗罗姆本人的例子说明，人类从单纯的自然世界中分离，有了个体意识，就似是在个人的生命史中「一个婴儿脱离母胎，呱呱坠地，成为一个独立的生物个体。」 他又说，只要个人尚未完全割断婴儿与外界联系的脐带，他还是未有自由的 ──「这种由胎儿变为一个人的突然转变。以及这种切断脐带的行为，就是个人脱离母体而独立的分界。」

　　

　　不过，切断脐带并不意味着人就能完全的独立。 就如弗罗姆所说，所谓独立，还分身体上的独立和功能上的独立：「就功能的意义而言，婴孩仍然是母亲的一部分。婴孩仍须由母亲喂养，携带及照顾。慢慢地，婴孩开始知道，母亲及其他目的物是与他本身分离的个体，在这个演化的过程中，有一个因素是婴孩神经及一般身体的发展，亦就是婴儿抓握目的物及控制目的物的能力。」重要的是，虽然人从出生到成长，是一个渐渐获取消极自由的过程，但人也渐渐步向脱颖後的不安，「日益的孤独」。

　　

　　弗罗姆：从意识形态批判到心灵鸡汤 (03/18)

　　

　　当一个人在社会中感到无比孤独，甚至是一种没权力的感觉，他「便产生了想要放弃其个人独立的冲动，想要把自己完全隐没在外界中，藉以克服孤独及无权力的感觉。」不过，弗罗姆进一步解释，我们并不能透过与原始状态重新连结的方式去解救孤独——毕竟，脐带割断了便无法重新接驳。假如一主体坚决要如此做，唯一的方法是向权威服从，以求成为权威所建构的社会的一份子。可是，弗罗姆提醒我们，向权威服从并不能真正的解决矛盾：「在意识上，这个孩童可能觉得安全与满足，但是，下意识地，他发现，他所付的代价是放弃自己的力量及完整性。」弗罗姆称之为逃避的机器（mechanisms of escape），这也是极权政府之所以得到支持的原因。

　　

　　但读者只要细心一想，这种分析其实好像就是现代中国电子付费的情况——你要是不加入整个体系，孤独感便油然而生；但你要是加入其中，成为整个监控网的一员，所放弃的便是自己的力量及完整性。

　　

　　面对这种情况，我们又可以怎样自处？弗罗姆是这样说的：

　　

　　另外一种方法，也是唯一一种有创造性的，结果不是导致无法解决的冲突的方法，就是与人类及自然，自动自发地建立关系，这种关系是在不否定个人的情况下，把个人与世界联系起来这种关系——其最极致的表现就是爱与创造性的工作——固着於整个人格的完整性与力量中…他积极地与所有的人团结起来，以及他自发自动的活动（爱和工作），借着这种办法，而不是藉着原始的关系，以一个自由而独立的个人身分，再度把他与世界连接起来。

　　

　　听起来有点抽象，而且，这种解决方法即使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时适用；但换在今天中国的处境，好像显得有点无力——毕竟，假如整个社会发展成只能透过电子付费完成交易，我们又能如果对抗呢？

　　

　　这种分析其实好像就是现代中国电子付费的情况——你要是不加入整个体系，孤独感便油然而生；但你要是加入其中，成为整个监控网的一员，所放弃的便是自己的力量及完整性。

　　

　　假如要我想像一种弗罗姆式的答案，他大概会从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入手——当弗罗姆问：「为甚至文艺复兴的精神与中世纪的不一样？为甚麽单一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特质结构与十九世纪时不同？ 」他其实正预设了资本主义的单一性是个问题。

　　

　　事实上，《逃避自由》所关心的还有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。弗罗姆认为，资本主义破坏了旧有社会中人与人相处的价值。资本主义社会强迫人以单一的经济思维去思考，使人投入经济﹑竞争活动中，最终使人无可避免地感到不安全和焦虑。再看我们对全面推行电子交易的忧虑，情况好像是类似的。试想像，假如现代人把生活的重心放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建立，或许一切都会显得不一样（这或许就是弗罗姆所说的「以及他自发自动的活动（爱和工作）」来解决焦虑）。

　　

　　不但如此，弗罗姆又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一些面向。资本主义以庞大市场取代本土市场，在表面看来，我们有了购买各种物品的能力，但商品的生产者其实并没有真正与购买者接触，他们只是对着一堆数据所出回应。问题是，人的需求真的能化约成经济数据吗？还是，我们只是不再关心市场以外的事物？假如人们再次关心市场外的事物，世界或许又不一样。

　　

　　但又或许，以上所说的可能在现实生活中难以推行。就像，我们常听到的都是有关中国如何富强，科技如何发达的论述。我们似乎是为了富强而甘心逃避自由的。